梁思礼与星辰大海的百年追寻

梁思礼（右）在旧金山登上回祖国的邮轮。

梁思礼在梁启超铜像前留影。

作者：黄小米

北京，一间书房。书架上，《饮冰室合集》与航天技术专著并肩而立，一台老式CD机静静躺在书桌一角，仿佛随时会流淌出贝多芬或莫扎特的旋律。这里是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梁思礼的书房。女儿梁红每次走进这里，都能感受到父亲的气息——那份对科学的严谨，对音乐的挚爱以及那份融入血脉的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

这份关怀，有一个沉重而清晰的起点。

“亡国奴”的烙印

梁红在接受凤凰网《君品谈》节目采访时曾说起自己与父亲的航天人生，她回忆道：“我父亲说，他是曾经当过亡国奴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火迅速蔓延。不久，天津沦陷。少年梁思礼亲身经历了山河破碎、家园沦丧的至暗时刻。

“‘七七事变’之后，侵略者攻陷了天津，国破家亡了。”梁红说，这段刻骨铭心的“亡国奴”经历，成为梁思礼一生无法磨灭的烙印，也塑造了他最根本的人生观。

年轻的梁思礼在屈辱中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积贫积弱、科技落后，是国家任人宰割的根源。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在他心中熊熊燃烧——工业救国、科技救国。这个信念像一颗种子深埋心底，指引着他未来数十年的奋斗方向。

1941年，高中毕业的梁思礼申请到了美国嘉尔顿学院的全额奖学金。母亲用东拼西凑集来的400美元为他买了船票，将他送上赴美邮轮。两年后，他考入有着“美国航空航天之母”“工程师的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在这里，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3年的学业，又用4年时间取得了辛辛那提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如果到西餐厅，他总会点一份七分熟的牛排。”梁红回忆，父亲留学时，主要靠勤工俭学和申请奖学金勉强支撑开销，只有在重要考试取得好成绩且兜里有钱的时候，他才会奖励自己一顿牛排。

当时，在美国人看来，梁思礼一毕业就能在美国大工业公司谋得一份薪水不菲的工作，跃升美国的上层社会。但他从未这样计划过，他总是惦念着远在大洋彼岸的同胞，只愿把握珍贵的学习机会，恨不得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初现，梁思礼再也无法等待。他收拾行囊，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驶向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时的感情，只有期望，没有留恋。”

在他的行李中，有一件特殊的物品——一台在美国购买的相机，因为体型笨重，被他亲昵地称为“大笨货”。这台相机不仅记录了他异国求学的点滴，更见证了他归国后如何将“科技救国”的誓言，一步步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最终指向浩瀚的苍穹。

戈壁滩上的丰碑

一回国，梁思礼便满腔热忱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在成立大会上，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五院下设10个研究所，梁思礼便是其中一个研究所的负责人，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导弹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创业的困难程度远超今人想象。一群怀揣报国理想的顶尖学者，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五院的建院方针旗帜鲜明：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初期，他们得到了苏联的一些技术援助，为蹒跚学步的中国航天提供了一点支撑。

然而，历史的阴云不期而至。就在他们仿制第一枚导弹的关键时期，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走，带走了所有技术图纸，原本承诺供应的原材料和元器件也全部断供。

面对突如其来的封锁与困境，梁思礼和同事们没有退缩。他们咬紧牙关，决心走出一条完全自力更生的路。依靠国内有限的条件和自身顽强的钻研，他们硬是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在成功发射了仿制的导弹之后，他们立即踏上了更为艰难的自行设计研制之路。这个过程充满了坎坷与失败，但他们一次次从挫折中站起来。

梁红说，父亲这一代人，是亲手创建了中国航天事业，并亲眼见证了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整个历程。从最初的仿制到自行研制，再到后来参与包括载人航天在内的众多重大工程，梁思礼都是亲历者和重要的参与者。航天事业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厚德载乡梓

梁思礼的贡献，不仅铭刻在共和国的航天丰碑上，也深深印刻在他的故乡——广东江门新会人民的心中。

梁红讲述，父亲57岁时才第一次回到祖籍地新会。虽然去得晚，但源于祖父梁启超先生深厚的乡土情结和幼时听祖父讲述的家乡故事，父亲对这片从未踏足的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

改革开放后，当新会的领导来北京寻找发展项目时，梁思礼热情接待，并亲自带着他们走访航天系统的研究所和工厂。他以航天技术反哺家乡，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高科技动力。家乡人民也以最朴素真挚的情感回馈这位游子。

江门市修建了一条“院士路”，路旁矗立着30多位江门籍院士的半身塑像，其中就有梁思礼。梁红动情地回忆，父亲去世消息公布当晚，“好多素不相识的江门的群众自发到塑像那里献了好多花，还用特亮的蜡烛摆了一个特别大的心。”这是对梁思礼一生践行“厚德载物”精神最生动的诠释。梁红从中深受触动：“你只要是厚德载物，那老百姓是看得见的。”

这份精神，也深刻影响着下一代。梁红坦言，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深受家族影响。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动，航天也面临人才流失的危机。她也曾面临转行“下海”或从事管理的机会。她与父亲交流，父亲基于对她的了解和自身对科研价值的深刻体认，建议她坚守技术岗位。梁红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当她在西昌亲眼看见自己参与研制的卫星成功升空时，她深刻理解了父亲为何如此投入。“好有成就感，真是选对了。”梁红说。

后来，梁红参与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统梳理父亲的一生，对他那份对航天的执着有了更深的理解。如今，她担任江门市政协委员，主动接过了父亲关心支持家乡建设的接力棒，“越是去的次数多，越觉得自己确实有一种责任，要把父亲的这种传统延续下去。”梁红在《君品谈》访谈中如是说。

如今，梁思礼的书房依旧。CD机沉默着，但似乎随时能响起他钟爱的交响乐章。书架上的院士证书、技术书籍、孙辈的画作以及那些记录着家族记忆的照片，无声地诉说着一个跨越世纪的传奇：一个从“亡国奴”屈辱中觉醒的少年，将“科技救国”的信念淬炼成一生奋斗的航天之魂；一个家族“爱国、求知、革新”的精神血脉，在时代的洪流中代代相传，最终化为托举大国重器飞向苍穹的磅礴力量。

周恩来总理曾说梁思礼很像梁启超，梁红认同这一点：“外形像，精神上也有点像，尤其是我觉得眼睛很像。”或许，那相似的不仅是形貌，更是眼神中那份对家国命运的关切、对真理的执着探索，以及那份“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永恒风骨。

梁思礼的一生，正是对这份风骨最完美的践行。正如梁红所谈及的家族责任：“我最大的想法就是不给祖先丢脸，我就是做好自己，能为社会作点贡献，就算不辜负。”

这平实的话语背后，是梁氏家族百年精神传承最坚实的回响，也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奋起、在奋斗中图强的时代强音。这声音穿越战火与戈壁，最终汇入星辰大海的壮阔征程，并将继续激励后来者前行。

梁思礼（右）在旧金山登上回祖国的邮轮。

梁思礼在梁启超铜像前留影。

作者：黄小米

来源：中国航天报